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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记述麒麟的是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 ,两书都讲了“西狩获麟” ,但都未提所获之麟的形状。《公羊传》加上了“有糜而角” ,未指明是独角还是双角。到了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中,连“有糜而角”都未提。看来,直到汉代,人们对《春秋》所记之麟的形象还是比较模糊的。若以《公羊传》所加的“有糜而角” (即“样子像弹头上有角”)论,也不能确定其角是独角还是双角。这也就是说,若将“西狩”所获之麟定为大独角犀,即印度犀,证据并不确凿。
20世纪90年代初,广西贺州八步区沙田镇曾出土一件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“麒麟尊”。该尊头顶有双角耸起,非印度犀之“独角”。该尊通身的雕饰既有精美华丽的显然来自中原的夔纹、蝉纹、云雷纹和窃曲纹,也有属于岭南地区先民独创的蛇纹和寿眉纹-这些纹都与印度犀之“圆泡钉式的鳞甲”不同,显然, “皮质上有鳞状物”并非是麒麟一开始就具备的“最重要的特征” ,至少在先秦时期就有皮质上没有鳞状物即“圆泡钉式的鳞甲”的麒麟,这样的麒麟当然不会是以印度犀为原型。
关于汉武帝获麟。《史记?孝武本纪》载：“其明年，郊雍,获一角兽,若鹿然。有司曰: "陛下肃祗郊祀,上帝报享,锡一角兽,盖麟云。,于是以荐五畴,时加一牛以燎。”司马迁明确地写到所获的一角兽"若然", 有两解,一为麋,一为鹰,都是鹿属动物。按司马迁的博学广闻,对犀类应该说是了解的, 《史记?孝武本纪》中就有“兕旄牛犀象之属弗用”语,但他并未写明“若尿然” ,说明在司马迁眼里,汉武帝所获之麟,还不是印度犀,尽管长有“一角”。
考古出土有汉代麒麟纹画像石多件,这些麒麟的头上大都生有独角,但这些独角都长在头顶或前额部,而大独角犀,即印度犀之独角,则是长在鼻端;再者,汉代画像石上的麒麟之独角,角端有一肉球,而印度犀之独角,呈尖锥状,没有肉球之类的东西。另,现存世的唐代铜镜有双犀镜,说明至晚到唐代,人们还是能够将麒麟与犀区别开来,而不是将犀视为麒麟。
结语：值得指出的是,一些学人在研究中国传统象征符号时,着力于刨根问底,力求挖掘出所谓的原型,这当然是有价值的、值待肯定的。但也表现出一种倾向,即认为原型是唯一的,如说龙的原型是鳄鱼,凤的原型是驼鸟,麒麟的原型是纬、是牛、是印度犀,等等,反映出一种一元化的思维。笔者认为,这种一元化的思维往往与实际情形不符。龙、凤、麒麟、魏狱这几种神物,是中国古人容合了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及天象而创造的,是“杂取种种”而非单取一种的,即都是多元而非一元的,而且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。古人采取的思维显然是原始的、模糊的、多元化的思维,用这种思维创造出来的成果,自然带有原始的、模糊的、多元化的特征。用现代的、清晰的、一元化的思维去“套”这些成果,往往是胶柱鼓瑟,言难及义。
